圆锥外圈小内径尊龙网址是什么摆动导杆滑块机构美学论著初编贺绿汀丝锥分线盒圆盘刷外装式机械密封切刀吕荧先生是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和美学家，一生多病、多难，却始终不改“真”而“纯”的艺术理想和求真爱美的人生操守，纯正做人，倾心治学，在动荡困顿的岁月里留下了大量文学翻译、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论著。他为人真诚真率，爱憎分明，坚守学术真理，维护人格尊严，成为当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坚定捍卫并深刻阐发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真实性观念，强调艺术之“真”包含着作家主观情感上的真诚、真挚，更要求作家在理智认识上真实地把握客观生活现实的本质，要求在理智和情感深深地透入现实的运动过程中，揭示出现实的运动和发展，既表现现实，又变革现实；他不仅懂得艺术中的美，珍惜生活中的美，而且将对美的理性思考凝聚为美学的探讨，提出并论证了美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主观评价，是人的一种观念，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四派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于今观之，吕荧先生强调文艺家应以实践的姿态介入现实的运动过程，作现实的变革者、创造者，强调美的本质的思考不能囿于哲学认识论一隅，需要从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三方面进行探讨，特别是他通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命题的再阐发，试图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人化观念为依据，在社会生活本体论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来论证美和美的观念的历史生成，打破由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分野而在心与物、美感与美的二元分离上所造成的种种理论困境，不仅在当时具有理论独特性，在当下和今后的文艺学、美学研究和观念建构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在百余年来山东大学人文学术的天幕上，闪耀着众多明亮的星辰，吕荧先生是其中令人仰望而又难以忘怀的一颗。先生1915年11月25日生于安徽省天长县新何庄一个书香之家，原名何佶，曾用名何云圃，笔名倪平、吕荧等。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职极参加抗日爱国的“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流亡武汉，1939年赴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46年至1949年初先后执教于贵州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1949年4月离开台湾经香港到达北平，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加入全国文协。1950年10月受聘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1月接替调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的王统照兼文史系主任，1951年3月担任文史分开后的中文系主任。1952年春末因文艺学教学风波中无端受到批判而离开山大。1954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经建议聘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1955年6月受胡风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此后长期在家养病。1966年“”爆发后，被以“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罪名收容强制劳动，1969年3月5日在冻饿中含冤病亡于北京清河劳改农场。吕荧先生是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和美学家，一生多病、多难，却始终不改“真”而“纯”的艺术理想和求真爱美的人生操守，纯正做人，倾心治学，在动荡困顿的岁月里留下了大量文学翻译、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论著。其至真至纯的人格精神、成就斐然的文学译著和独树一帜的美学探求，已成为当代学术薪火相传中一份重要思想遗产。

　　中国学术历来崇尚学问与道德的统一，主张文品即人品，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人性分裂所致，无论古今，学问与道德、文品与人品不相统一的情况不胜枚举，非常多见。1949年之后至“”结束这段时期内，由于极左政治思潮愈演愈烈，正直为人者往往难以自保，文人的精神人格急剧萎缩与颓败的情况便越发普遍，以至于“文革”结束后许多良心未泯的文人一直在被是否应该自我忏悔的精神苦恼所纠缠。然而，吕荧先生不存在这种情况，假如能够活到“文革”之后，他也不会有此苦恼。他是一个文艺追求与人生追求高度统一，从而在当代文坛上显示出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与个性的人物。在《人的花朵》里论诗的本质时，吕荧先生指出：“诗，人的生活与情感底融合的交流，人的理知与想象底凝结的晶体；人底真挚，人底单纯。”在《诗的真实》一文中论述荷马史诗时，他又写到：“在他的时代，这个诗人完成了巨大的真实”，“在这样的真实背后站立着的，是一个和这真实同样巨大的，山一样的人。这个人把真实提高到诗”。“真”与“纯”是吕荧先生的文艺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追求，至真至纯就是其人格精神的最好概括。

　　吕荧先生做人的“真”与“纯”体现于他的真诚真率，重友情重义气，也体现于他的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他不虚伪不矫情，不投机取巧，不圆滑世故，磊落正直，清纯如水。他五岁丧母，由乳母张氏抚养。由于自小失去母爱，且年轻时起就患上过胃病、肺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身体清瘦虚弱，生活自理能力差，养成孤僻孤傲的个性，一生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迭经挫折。也正因如此，他一生都渴望着真爱真情，在家庭破离亲情不再之后，而特别地看重与朋友们的友情，他与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楼适夷、骆宾基、邵筌麟、萧军、碧野等诸多大家名家保持终生的友谊，无论风雨如何变幻。甚至自己被强制收容劳动改造期问，还经常念叨着冯雪峰等朋友们的名字，挂念着他们的安危。这其中与胡风的关系更是一个显证。他从1937年因向胡风主编的著名文学杂志《七月》投稿而开始与其建立联系，此后在学术上、生活上得到胡风多方的提携、帮助和指导，与其结为终生的朋友。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事发前后，他没有像当时许多的人那样迎合政治潮流，对之横加批判、无情打击，也没有像有的胡风曾经的朋友那样为求自保，对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而是继续保持与胡风的联系，经常去看望胡风和她的家人，送去一个朋友的关心和温暖。1954年，先生翻译的普希金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校改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胡风的政治处境已经非常不好，初译本中原有胡风译的三节诗，有人在背后猜测，这次他一定会把那几节删去，然而先生不仅没有删去，还特别在《校改后记》里交代说：“初译本中胡风同志译的三节诗（第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三十八节），仍然保存，这使我的粗劣的译文添了光彩。”胡风夫人梅志曾就此写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如果删去那几节，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而他敢于留下它，敢于写上这几句话，倒使我们吃惊和感动了。胡风看后，手里捧着书，轻声地叹气：‘唉！这个吕荧，真是……’。后面没说出的话一定是‘真傻，真太认真，真太重情义……’。”不仅如此，吕荧先生甚至“不识时务”地试图公开为胡风进行辩护。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在北京举行七百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滔滔批判声浪之中，他竟主动向主持会议的郭沫若要求发言，当众提出胡风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认识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结果遭到斥责围攻，在一片嘘声中被赶下台。为此，他一度被定性为胡风集团的反动分子，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进行隔离审查。经长达一年之久的审查之后，其大脑神经受到严重摧残，健康状况恶化，随后长期养病在家。虽然如此，解除审查之后的吕荧先生仍不断关心着胡风的命运，常去看望梅志，盼望胡风能早日从狱中出来。在那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下，在那灾难当头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刻，吕荧先生的所作所为，显示出弥足珍贵的人性良知和朋友情谊。

　　能够体现吕荧先生个性气质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他供职山大时发生的一场关于文艺学教学问题的风波。吕荧先生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素养高，理论概括力强，对中外历史、文化与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较深研究，授课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再加上表达能力也很好，对培养学生很用心，在大学讲课一直甚受好评。他在贵州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时，讲授《西洋通史》、《西洋文化史》、《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同时兼教英语系的课程，学生们称赞听他的课是“一清如水，学习上的享受”。在山东大学任教时，他主讲《文艺学》、《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史》等课程。他的一位学生赵淮青后来这样追述其讲课风采：“记得那天，吕先生穿了一身深灰色凡尔丁中山装，面庞清癯、白皙，戴一副深褐色近视眼镜，让人一看就想起瞿秋白的容貌来。他显得有点赢弱，春暖时节，那双黑色高筒布棉鞋还未能脱下来。他微微颔首向大家致意，并不开口，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文艺学》三个大字，苍劲有力……几堂课下来，同学们发现，吕先生讲课实在非同寻常，内容丰富，条理井然，分析透彻，见解精辟，他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有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且能深入铁出地表达，教学水平堪称一流。同学们还发现，这位先生讲课不苟言笑，庄重沉稳，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处。消息很快传开了，文学院的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课，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当当，只好迁到理学院一个大教室去上课。”当年的许多山大毕业生都曾讲过听吕荧先生讲课要提前去争抢座位的经历。然而，可能是由于个性较强，工作中敢想敢干、勇于负责得罪了人，而且对当时学生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正常学习表露过担忧，对来自原华东大学有些领导的“左”的做法有看法．对有关领导说过“我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啊”之类的话，在山大仅一年多一点他就被卷进了一场深受伤害的教学风波。1951年11月，突然在《文艺报》5卷2期（11月10日）上《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均偏向问题》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办公室干事张祺《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来信。这封据说“是有人背后指使并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和过目的”来信，揭发吕荧先生在《文艺学》教学中有严重偏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不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作用，看不起来自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盲目崇拜西欧和俄罗斯名著等等。这封“来信”在学校内引起了极大震动。“来信”一发表，“时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的一位领导要求吕荧检查，要中文系学生对吕荧开展批判，系党支部书记积极到各班进行动员，要求同学写小字报，开小组讨论会。甚至有人在班上提出：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对党的号召的态度问题，党团员要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严厉处分的。”为此，吕荧先生在校内与有关领导就文艺学教学应该如何开展做过一些交谈和解释，并在次年1月25日的《文艺报》上刊出了给编辑部的自我辩护信，说张祺没去听过文艺学的课，他所引的课堂上的有些话与原意正好相反，还有一些话自己根本没有讲过，表明自己的文艺学教学不是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是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释文艺现象，尽管在运用过程中不是那么熟练和全面。此外，一些有正义感的学生有的“出于气愤，将那期《文艺报》撕得粉碎”，有的“联名写信给《文艺报》，指出张祺的信纯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片面歪曲，要求澄清事实”。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尊龙网址是什么。《文艺报》在刊登吕荧辩护信的“编辑的话”中，批评他“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经过一番准备，学校还在大礼堂召开了一次文学院全体师生参加的批判大会。尽管在华岗校长的干预下，会场横幅上的“批判”二字被取消，改成“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但基调仍然是批判，发言的师生明显地站在《文艺报》和张祺一边。随后，在2月25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由这次讨论会形成的四篇批评文章。这种上纲上线、根本不听解释的无理、武断批评，致使先生极为愤慨，痛苦无奈之下，拂袖而去，先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受冯雪峰邀请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译著工作，虽经求贤若渴、对之极为赏识的华岗校长亲笔致函挽留规劝，终未归来。从此，山大失去了一位好老师。

　　在那个经常黑白颠倒的特殊历史时期，吕荧先生的至真至纯使之显得很另类。由于其“真”和“纯”，他在一些人眼里倔强孤傲、特立独行，在另一些人眼里不谙世情、不懂屈伸。其实，从他主动地卷进胡风集团事件和被动地成为教学风波的主角来看，常人眼中的这些看法却正体现出他刚强正直、宁折不弯的品格与风骨，其坚守学术真理、维护人格尊严的人生勇气和浩然正气，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投射出一道令人震颤的光芒！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吕荧先生关于胡风的公开发言，表明在一个病态的语境中，还有知识分子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个人的声音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集体荣誉的一种挽回。又如有的学者所言，在那个知识分子自相践踏、一败涂地的年代，他的存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梅志先生在其纪念文章中曾深情地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一生追求真善美的人，人的花朵”，著名作家骆宾基也称他是“我们民族的花朵”。以花喻人，真是贴切中肯的感念和评价。的确，吕荧先生就是一朵由至真至纯的人格精神养育出的不朽的人的花朵、民族的花朵！

　　吕荧先生中学期间即开始学写诗歌和散文，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后曾参加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1938年流亡武汉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大学毕业后，他虽然主要在学校和出版社等部门工作，但其一生的命运却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38年他在《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北中国的炬火》（署笔名倪平），1949年由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诗集《火的云霞》，其中收录了他1934—1943年问的诗作24首。由此可见其文学创作的起步时间是比较早的。在刚刚踏人文坛之初，他也在另外的方面爆发着自己的文学潜力，这就是文学评论和翻译。早在1936年10月，他就写好了《论艺术方法上的鲁迅》，1937年3月又写了《田间与抒情诗》，1937年4月他把这两篇文章寄给胡风征求批评意见，根据胡风的意见前一篇在1940年改写成《鲁迅的艺术方法》，后一篇即是《人的花朵》（艾青、田间合撰）中论及田问诗的那部分的雏形。据梅志回忆，当时胡风曾经认为，吕荧自己写诗是成不了大诗人的，因为他要不热情过火，要不又写得太冷。他自己也承认不会控制感情。或许是受这个评价的影响，再加上其最初的几篇翻译和评论文章得到胡风的指导并顺利发表所获得的鼓励，其文学之路此后主要转向了评论、翻译和美学研究。1940年，他在《七月》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文论译文《叙述与描写》（G·卢卡契作）和《普世庚论草稿》（M·高尔基作），以及文学评论《人的花朵》（艾青、田间合论）和《鲁迅的艺术方法》等文，这年秋天还开始翻译普世庚即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些译、著使之在翻译和诗论方面崭露头角，从此奠定了其左翼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地位。

　　自《叙述与描写》的译文发表开始，先生开始在著述中署名吕荧，取荧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意思。诚如其名字一样，为了在新文学的事业中发出人生的热和光，即使是在厄运当头以至身陷囹圄、被敌视所包围被恐怖撕裂着内心的时候，他也矢志不渝，不改初衷。梅志回忆说，胡风事件后相见时，“每次都听他说道：‘我要修改我的文章’，‘我要写美学方面的文章’，‘我要翻译普列汉诺夫’，‘我要翻译莎士比亚’’’。在劳改农场时的难友姜葆琛在他那篇描述先生强制劳改时期悲惨境况的令人寒颤的回忆文章中也写到：“吕荧只有一个箱子，虽不大，却很沉。有一次，他打开来，取出了一包包的蜡烛和一架旧的英文打字机，除此，箱内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们相处日久，互相取得了信任，吕荧说：‘坐牢也要工作的，带点蜡烛准备夜间写文章……’他甚至还肯于告诉我，箱子夹层里藏着他的美学著作和尚未刊印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译稿。”这就是吕荧先生，他分明就是一个文学殉道者，一个不屈的精神战士。可叹的是尊龙网址是什么，即使这样一点微薄的希望，也被严酷的现实毁灭了。他在农场被视为“疯子”，从“队长”到歹徒都拿他开心：、谩骂，甚至殴打，几乎天天发生。有些小流氓骗走了他的蜡烛，扒手偷走了他的夹鼻眼镜，“队长”则把他的打字机“存”起来，他想要写作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已译好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手稿也遗失了。虽然有此不堪回首的一幕，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吕荧先生在三十余年动荡困顿的岁月里还是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著述。先生在外语学习上用力甚劲，精通俄语、英语、德语，文学译著颇丰，从1943年至1957年先后共出版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译著8部，包括：卢那卡尔斯基著《普世庚论》、普希金著《叶甫盖尼·奥涅金》、吉尔波丁著《普世庚传》、卢卡契著《叙述与描写》、列宁著《列宁论作家》、列宁著《列宁与文学问题》、莎士比亚著《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著《论西欧文学》。有的译著多次再版。先生于文学翻译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比如他在翻译《叙述与描写》时不仅参考了许多书，还拜托胡风找资料，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多次与胡风通信讨论，最后托人对照英文原文才定稿。胡风在为该文所写的《校完小记》中写到：“在译者的意思是要我校对原文看一遍，但因为忙乱，也因为英语程度实在不高明，只好拜托了w君。他看了以后说对译文很佩服，虽然有几处觉得应加商酌，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译法。译者的认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就那注释，也就花了不少的功夫。”此后吕荧先生还曾为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而积劳成疾。他的这些译著，属于现代新文学先驱鲁迅等人早就在做的那种“盗取天火”的工作，意在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提供借鉴和营养，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品翻译注重经典名著；二是文论翻译聚焦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列宁、普列汉诺夫的经典地位自不必说，卢卡契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被美国当代文论史学大家威勒克誉为20世纪四大文艺理论名家之一，卢那卡尔斯基和高尔基是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著名革命文学家，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因此，这些译著对于优秀文学经典的继承和传播，对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文学翻译之外，吕荧先生在文艺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不可小看。他先后出版论文集四部：《人的花朵》，1945年以“泥土社”名义在重庆自费出版，同年由重庆星火出版社出版，1947年由上海新新出版社再行出版，次年再版；《关于工人文艺》，1952年由上海新文：三出版社出版；《文学的倾向性》，1950年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艺术的理解》，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都是结合中外文学创作的实际和具体作品而展开的，其中的许多文章，如《人的花朵》中对鲁迅、艾青、田间、曹禺的评论，《文学的倾向性》里对文学与真实、文学与政治、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及其关系的论述，《关于工人文艺》对解放后新兴工人文艺的成就三问题的分析，《艺术的理解》中对革命新文艺创作中公式主义、概念化有害倾向的关注，以及各文集中对欧洲经典作家和文学的研究，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上点画出了中国新文学前行的印记，也体现出了一个具有创作经验和深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的研究者对于文艺的真知卓见。李希凡：庄回忆与悼念文章中曾经写到：“吕先生是使我对文艺理论产生浓烈兴趣的启蒙的导师。他那深邃而优美的文论，他的知识广博、逻辑严谨的文艺理论教学，在解放初期偏处青岛的山东大学，曾经怎样吸引了我们这些求知如渴的青年呵！”又评价他的讲课说；“他讲授的文艺学，在那时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贯串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证、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这些都是我们从当时已有的一些文艺理论教材中难得见到的。”其实，这也正是先生文章写作的一个特点。那么，吕荧先生“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这个体系的核心主导观念又是什么呢?简要回答的话，这个体系就是现实主义。在其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着对文艺社会本质与作用的思考，包含着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中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关系、文艺中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现实主义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以及新文艺发展方向等众多基本理论问题的论析，而贯串这所有问题的核心主导文艺观念即是真实。前面已经指出，在其评论艾青和田间诗歌创作的成名作《人的花朵》（1940）一文中，就把“真”与“纯”作为诗(文学)的本质，稍后，在《曹禺的道路》（1943）中又说：“戏剧的诗也正如真正哲学的诗，它必须真实，无比的真实。”诗由真实而来，失去了真（原版有“的”字，作者后来修改时去掉——引者），也失去了诗。”在《艺术与政治》（1946）里他又写到：“只有通过真实，血肉的真实，艺术家才能表现人物，社会，历史，时代，表现思想，精神，力，真理。艺术也才能获得生命。”可以说，吕荧先生是现实主义文艺真实性观念的坚定捍卫者和深刻阐发者。

　　吕荧先生捍卫和阐发的艺术真实，有其充实的思想内容在内。这个“真”包含着作家主观情感上的真诚、真挚，更包括——确切地说首先是指作家对客观生活现实理智认识上的真实，他说：“具现着现实的‘真’与‘纯’，获得了个性的风格与艺术的完成的诗人，他的诗篇将为人们所传诵，他的诗中所抒写的个人的感情和事象，正反映着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某一阶层的智慧者底情感与理知：这一切与他的诗篇一同，永生在诗的世界与人的世界里面。在这一意义上说，诗人是人的花朵。”这种真实，也和基于某种生物学或抽象的社会观念而客观描摹生活事象之偶然性的自然主义文学不同，要求深入事物的内部，“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握本质，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够表现真实的现实”。在把握本质的同时，现实主义的艺术真实还要求在理知和情感深深地透入现实的运动过程中，揭示出现实的运动和发展，以实践的姿态介入现实的战斗，既表现现实，又变革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必须结合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原因”。而艺术的真实性也不排斥艺术的想象活动，想象之于艺术，不但容许，而且是必要的。不过，有真实的想象，也有空虚的想象，前者是现实的抽象，后者只是观念的抽象。“真实的想象深化而且提高现实，空虚的想象浮华而且模糊现实。我们只有经过前面一种想象，才能达到一切方生和未生的事物。”可见，艺术的真实性，包含着艺术精神上的现实主义属性，也包含着思想内容和艺术思维上的规定。事实上，真实不仅是吕荧先生的文艺观念，也是其开展文艺研究和评论的标准。比如，谈到二万五千年前冰鹿人的艺术时他写到：“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些作品里，令我们觉得灿然惊人的，那是什么？是古？不是。是美？不是。是什么？——那是真实。”原始艺术如此，后来时代一切伟大的艺术，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等，其魅力之源首先都在于真实。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论〈奥涅金〉》里由衷地赞颂“普希金的纯朴、真实、深刻的诗”具有“诗的真实”，是“在人的真实，诗人的现实生活中完成”的诗，又热情地赞扬新中国的工人文艺创作“完全摆脱了自然主义的老套……真实具体的表现出了生活和劳动的内容的本质”，并由其“爽直、质朴、真实”而预感到“创作真的文艺的时候到了”；也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他在《曹禺的道路》里赞扬……禺的戏剧具有戏剧的动作和紧张，有卓越的精思、才力和技巧，又批评其观念化的创作倾向，导致其创作缺乏现实的真实，因而缺乏诗的素质。可见，吕荧先生的文艺观念建构和他的文艺研究与评论是一体两面、相生共进的，从不同的侧面彰显出其作为文艺理论家的丰厚与沉实。如前所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用力甚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相关思想是非常熟悉的。恩格斯在1888年4月写给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夸赞女作者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并明确地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该信还将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与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相对比，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也谈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其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等等。在《叙述与描写》中，卢卡契根据恩格斯的思想，从叙述与描写两种创作方法的角度迸一步论析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野，认为现实主义具有“表现生活过程的真实运动的能力”，而自然主义的观察与描写的方法丧失了这种能力，“削弱并缩小了、因而不适当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从以上引证和其他大量文章中，不难看出先生的文艺观与这些经典论著的思想联系。再譬如，他较早发表的研究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论文结语写到：“托尔斯泰的艺术——真实，否定了他的哲学。这是现实主义底伟大的胜利之一。”论文的研究方法甚至用语就分明受到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信的明显影响。此外，对真实性的强调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传统。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期，鲁迅先生就曾期望中国作家中能出几个睁了眼睛看人生的勇猛闯将，冲出“瞒和骗的大泽”，“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从而开辟出“一片崭新的文场”。所以，先生对艺术真实性问题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也是对现代新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由于秉持真实论的文艺观，吕荧先生论文艺通常将内容的了解置于形式的了解之先，把真放在美之前，这却并不表明他忽视文艺的形式，不讲艺术的美，而只是表明他在内容与形式、真与美的关系上有自己的理解，正如他在《艺术散记》里所论：“原始的现实主义创作，单纯而且朴素的表现着艺术生命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的真和美的根源。在艺术上，美的境界源于真实的境界，源于生活的境界。”又说：“只有善的艺术和真的艺术，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战斗，以表现现实为内容的艺术，才能完成美的创造，获得它的光辉的生命。”诚如梅志所言，他是懂诗的。不单是诗，他也懂小说、懂戏剧、懂艺术，分外爱美。这从他对艾青和田间的诗歌创作、曹禺的戏剧创怍以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普希金等等经典作品的艺术分析中即可看出。他平素讲究穿着，很有风度。即使身处惨境，依然不忘美的欣赏。姜葆琛在回忆中写道：“记得我们的囚室门前是一片苗圃和稻田。田畦上有株盛开白花的茨菇，他的任务是看苗，他就绕着那株白花转，一转就是几小时，有对时和花讲话，不断地称赞着：‘真美啊！真美！’傍晚时候，微风吹拂着他那零散的衣衫，他拄着一根柳条，远处逆光看去，俨然是一幅当代的‘屈子行吟图’。”不仅懂得艺术中的美，珍惜生活中的美，而且他还将对美的理性思考凝聚为美学的探讨，在当代美学研究中成就了一家之言、一派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美学研究曾经掀起过一个热潮，被学界称之为美学大讨论。在美学大讨论中，形成了四派有代表性的观点：或认为美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主观评价，是人的一种观念；或坚持美与主观评价无关，而与事物存在的客观属性和条件有关，美在物本身；或主张美既与客观存在条件有关，又跟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有关，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或强调美既是客观的，又必须具有社会性，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吕荧、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分别是这四派观点的公认代表。相比于其他三派的代表人物，吕荧先生的美学论文不多，总共只有5篇，按发表时间分别为：《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1953年《文艺报》16、17期；《美是什么》，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美学论原——答朱光潜教授》，《哲学研究》1958年第3期；《再论美学问题——答蔡仪教授》，1958年11月完稿，没有单独发表；《关于“美”与“好”》，1962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其中，前4篇结为一集，1959年8月以《美学书怀》为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5篇文章后来全部收入《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吕荧先生的美学研究是美学大讨论的产物，具有很强的“讨论”特点，也就是论辩性，收人《美学书怀》中的4篇文章都是在与其他各派代表人物的论战、辩难中写就的。虽然文章不多，而且由于过早病亡，没有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更没有形成系统的专著，但是他的文章观点鲜明，逻辑自洽，独树一帜，无愧于一派之代表的学界评价。吕荧先生的美学研究着重于解决美的社会本质问题。在《美学问题》里他首次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由于观念都是社会性的，所以说美是一种观念，就是说美是一种社会观念，一种社会意识。“美是人的一种观念，而任何精神生活的观念，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观念。”在《美学论原》里他又说：“无论是美的概念或美的观念，都不是人‘先天的’具有的，都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都是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所以美也是社会意识之一。”对美的本质的这种界定，首先肯定了美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美的观念，它是客观的存在的现象；但是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和历史条件下的客观的存在的现象……美的观念因时代、因社会、因人、因人的生活所决定的思想意识而不同。”其次是肯定了美的生活属性，这一点下面再论。再次，美的观念虽以主观反映的形式存在，但并非纯主观的，具有客观性，“人的观念是主观的，但是它是客观决定的主观，人的社会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在这一意义上它也有客观性”。基于这些认识，他明确指出：“美的本质是它的现实性，社会性。”比较来看，在强调美的本质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方面，吕荧先生其实与李泽厚为代表的一派是相同的，只不过李泽厚的言说常以“美”而论，吕荧先生的言说常以“美的观念”而论罢了。而且，在美学大讨论四派代表人物中，吕荧先生与李泽厚都极为推崇“美是生活”的命题，不是没有原因的。李泽厚1958年所作《论美是生活及其他》中写道：“美是什么?‘美是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观点，恐怕仍是迄今较好的看法。这个看法鲜明地反对了唯心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它肯定美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艺术只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复制。其实，我们以前所一再强调的所谓美的客观性、美是客观存在，主要的意思，也就在此。”实际上，吕荧先生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肯定这一命题的。

　　如果撇开参与讨论的各方在概念使用、观念解释和逻辑论证等等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和纠缠不论，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与其他各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差异，美是人的观念说有三个方面最可值得注意：首先，与当时大多数参与讨论者仅仅从认识论角度论述美学问题不同．吕荧先生敏锐而明确地认识到美的本质的探讨不能囿于哲学认识论一隅，指出“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要明确美是什么，需要从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三方面进行研讨”。基于三者之间的区分，他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所表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观点，从社会生活的客观性、现实性角度论证了美的本质；依据列宁的哲学反映论关于人的观念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的思想，提出并论证了美的认识须由感性认识（美感）上升为理性认识（美的概念、观念），在人的认识中美的感觉和美的概念、观念是同一的，而这种上升和统一的过程全部是在现实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实现的；依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著作中有关的“实践论”观点，从人类生活实践的角度探讨了美的意识的起源和发展，证明从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再到此后的阶级社会，人类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以及对于客观存在事物美与丑的评价是历史地形成与变化着的，并强调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话“是在实践论的意义上而言的”。吕荧先生很重视这三论之间的区分。他从美学史的角度指出，康德的哲学只有认识论和实践论而没有本质论，普列汉诺夫仅限于美的本质论，克罗齐、朱光潜都用认识论代替本质论。在与蔡仪论争时，他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的意识论是本质论，列宁的反映论是认识论。此为两大基本论点，互相关连，但是不能混同。”并说“我在《美学问题》中云：‘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这里包含着两个论点，列宁的反映论（认识论）和马克思的意识论（本质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为认识论的论点，‘美是一种观念’为本质论的论点。”可惜，由于当时背景下强大的认识论视域的遮蔽，这些富有卓见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论战对手的重视。其次，与前一个方面相连，吕荧先生从对美的本质的现实性、社会性规定出发，在大讨论中首先重新阐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命题。他认为“美是生活”的观点到今天仍具有活生生的意义，是我们更向前进的起点，并进一步论证说：“美是生活本身的产物，美的决定者，美的标准，就是生活。凡是合于人的生活概念的东西，能够丰富提高人的生活，增进入的幸福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美不是超现实的，超功利的，无所为而为的。美随历史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发展，并且反作用于人的生活和意识。”从美是生活的观点出发，他还一再说明美和善一样，都是社会的观念，有其基于生活功利的内在联系。为此，他还专门写了《关于“美”与“好”》一文，阐明美与好（善）是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推理上的问题，“离开了人的生活而谈美与好的人，是无法说明美与好的”，并指出人们在社会生活里通常是把美与好当作同义语使用的，二者有很密切的关系，“平常所说的‘美’，显然是从‘好’、‘善’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对“美是生活”命题的这种阐发，是建立在社会生活本体论基础之上的，是对当时侧重于概念推理，也就是抽象地谈论问题的研究倾向的反拨。再次，吕荧先生尝试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论证美和美的观念的历史生成，打破由于纠缠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立场的分野而在心与物、美感与美的人为二分上所造成的种种理论困境。在《美是什么》中，他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显然来自于马克思《手稿》的“人化的自然”说证明人化的自然是人的劳动和历史社会的产物，“自然美本身有它一定的社会内容，自然美也就是一种社会美”，美的观念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再论美学问题》中他又大段引证《手稿》里的话，由“人化的自然之结果”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不仅认为美的意识，美的观念具有社会历史的内容，而且认为美的感觉，美感或快感也是如此。因为人的感官和感觉本身就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在当代，吕荧先生是较早从《手稿》寻找理论依据从事美学探讨的学人之一。他引证和阐发《手稿》的思想，实质上是想在社会生活本体论的基础上，以实践为中介证明美的观念与对事物美与丑的评价其实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体两面，从历史维度来看，并不是先有一个客观的审美对象摆在那里，然后才产生审美意识和观念。当时的论战对手批评他不讲美的客观性只讲主观因而是唯心主义的，这本身就是囿于认识论立场而不是从本质论或社会生活本体论看问题所致。正是基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上述理解和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殊思路和理论立场，他批评朱光潜先生建立在物甲（物本身）、物乙（物的形象）区分基础上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说仍然不脱克罗齐的“形相直觉”说，来源于康德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美学；他尤其批评蔡仪先生的“美在客观说”脱离人的社会生活，从抽象的事物属性条件寻找美的本质，走向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在唯物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其“美是典型”的观点排除了马克思的意识论，其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映象之反映的观点修正了列宁的反映论。这些论辩性的批评论文，既抓住了对方的理论弱点，也从人、己观点的对比中凸显了论者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闪现着思想活力和论辩智慧，读之畅快淋漓，思之启示良多。

　　历史有情，岁月不老。吕荧先生人格纯真刚正，其为人也值得缅怀，而其学术嘉惠学林，其成就亦足以沾溉后学。于今观之，吕荧先生的文艺学思想和美学探索虽然不可否认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其文艺学思想过于专注于现实主义，其美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和俄国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但是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有其超越时人之处，有其理论独特性尊龙网址是什么，在当下和今后的文艺学、美学研究和观念建构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反对作家以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对待现实，强调文艺家要在理知和情感上深深地透人现实的运动过程中，以实践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的战斗，做现实的变革者、创造者，这不仅是对当时的机械反映论文艺观的超越，对当下那些沉湎小我之中、缺乏历史责任的作家来说也不啻为当头棒喝。他强调美的本质的思考不能囿于哲学认识论一隅，需要从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三方面进行探讨，特别是他通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命题的再阐发，试图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嘈学手稿》中的自然人化观念为依据，在社会生活本体论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来论证美和美的观念的历史生成，打破由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分野而在心与物、美感与美的二元分离上所造成的种种理论困境，敏锐地认识和触及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理论误区以及走出误区的可能路径，这在当时还是不被人所理解的另类理论观点和声音，而新时期以来的许多美学研究者却正是沿着这样的认识思路和努力方向走过来的。可以说，吕荧先生不仅是当代美学大讨论富有建树的积极参与者和新时期美学人不在场而思想在场的实际影响者，而且他将审美问题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实践历史地联结起来，从而使美学永远葆有人类生活气息亦即人学意蕴的学术理路和研究取向，在今后的美学研究中也是不会过时的。